律師應有權向被告人、嫌疑人核實人證
發布時間：2018-10-23 15:47:24 瀏覽次數：
一、問題的由來
關于律師是否有權向被告人（犯罪嫌疑人）核實人證的問題，我首先介紹一下這個問題的歷史狀況和問題的提出。
最開始是沒有這個問題的，因為第一，當時律師是在審判階段才能介入。第二，那時也不能復制卷宗，只能摘抄，要在有限時間內把它抄出來，也不可能全面。由于審判階段也沒有人關注這個問題，律師到看守所都是可以給被告人看摘抄的案卷材料的。后來可以復印卷了，也是抱著卷跟被告人一起核對的，也沒有人管，這是歷史的狀況。
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、京都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田文昌律師
后來，到了偵查階段律師可以介入后，由于審查起訴階段可以看卷了，就出現了一些案例，由于律師給被告人看卷，有的人被定罪了。
接下來，十幾年前，刑訴法修改前，先提出了雙方證據開示的問題，為此舉辦了若干次工作會議，爭議的焦點是對等開示還是不對等開示。我是堅決反對對等開示證據的，為什么民事訴訟中叫證據交換而刑事訴訟中叫證據開示？因為交換是對等的，而開示不是對等的。這是因為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不同。在討論證據開示問題時，我提出來了給嫌疑人、被告人核對證據的問題，證據開示的目的是為了節省開庭時間、提高訴訟效率，如果不給嫌疑人、被告人核對證據，這個目的就達不到了。
但是這個問題始終爭論非常激烈，最后由于我們律師方面堅決不同意對等開示，證據開示問題就擱置下來了，一直拖到了刑訴法修改。后來在討論刑訴法修正案時還是爭執不下，干脆就改成了律師可以在審查起訴期間全面閱卷。
而關于嫌疑人、被告人如何了解案卷內容的問題，則作出了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會見時可以向其核對有關證據的規定。雖仍有爭論，但終于還是寫進了刑訴法修正案。這一點應該說是一項重大進步。
但是，再后來，在多部委會簽《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》的時候，又曾經改成了列舉式的限制性解釋，明確地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證人證言排除在核對的內容之外，也就是說核對證據只剩下實物證據和被告人本人的供述。但是，要知道，包括同案犯以及證人證言在內的言辭證據是當前很重要的定罪證據。所以，當時我堅決反對，我說如果達不成一致，只能回到原點，絕不能做出限制解釋，也沒有這個權力去做這種限制性解釋。
在隨后的幾年中，對于這個問題經歷過七上七下的反反復復，我們律師一方繼續強烈反對，堅決不同意作出限制性解釋。在這個規定最后出臺時，終于取消了限制性解釋，回歸了刑訴法原文。
這個歷史背景說明了這個問題爭議的激烈程度。當然了，這個問題現在還有爭議，實踐中有些地方限制律師，有些地方不限制，比較混亂。我們為什么開這個會？就是希望從理論上進一步論證這個問題，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說清楚，能夠討論出清晰的界限。
二、庭前要給被告人、嫌疑人充分的時間準備質證
到底被告人、嫌疑人有沒有閱卷權，我有一篇論文就是關于嫌疑人和被告人對案件的知情權。對于這個問題，我做了大量的比較研究。首先，實際上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、英國，都明確的規定，嫌疑人、被告人有全面閱卷權。被告人、嫌疑人的閱卷權，由律師來幫他實現。如果沒有律師，由公訴機關負責提供案卷。其次，從我們現實情況來看，被告人、嫌疑人有沒有質證的權利？
我們立法上明確規定，一切證據都要經過當庭質證，才能作為定案依據。那么，如何落實質證權的問題？有時候一個復雜的案件，閱卷和準備質證，要幾個月的時間，少的也要十天八天，要做大量的準備才能有效質證。如果被告人一點準備時間都沒有，只是讓他當庭去質證，這樣質證權無法實現，也無法落實。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如果嚴格按照法律規定，一個負責任的律師，為了保證被告人充分行使質證權，在法庭出示證據的時候，可以要求被告人對每一份證據都詳細查看，可以一頁一頁紙地看。那么，問題來了，到底是要當庭看還是庭前看？那么多經濟犯罪的問題，需要算賬，還有公式，人腦不是電腦，說出來不一定算得清楚賬，必須得看。但如果這樣做起來，開庭時間將會變成馬拉松。所以，無論從個人權利來講，還是從節省庭審時間的需要來講，這個問題都應該解決，不這樣做，庭審要延長多少時間？所以，從質證權和庭審需求來講，我認為不讓嫌疑人、被告人在開庭前了解案卷的內容，就是剝奪了他們的質證權，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。
三、律師辯護權不能代替被告人的質證權
關于律師辯護權的來源和基礎問題，至今為止很多人還沒有弄清楚，很需要認真研究。其中關于律師辯護權獨立性究竟體現在什么地方？關系還很混亂。現在有一個觀點，把律師的辯護權獨立性解釋為獨立于當事人的權利。所以，在法庭上會出現，被告人拒不認罪，律師卻以獨立行使辯護權為由堅持進行罪輕辯護。而我們堅持的觀點是應獨立于當事人之外其他權利的干預，而必須忠于當事人。律師辯護是有償服務，是基于當事人委托而形成的種種權利。如果把律師辯護權獨立性與當事人的意志割裂開來，當事人的權利就無法實現。
還有，現在我們的庭前會議就出現了新的動向，很多庭前會成了變相庭審，很多法庭要求在被告人不到場的情況下，由律師來質證，排除一些所謂沒有異議的證據，到庭審時就不出示了。對此，我是堅決拒絕的，律師怎么能代替當事人質證呢？
這種觀點就是把律師辯護權與當事人的權利給割裂開了，扭曲了律師的職業道德，抽掉了律師制度的根基。
我一直認為，對于審判活動來說，發現真相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司.法公正。從證據角度來講，只要達到法定的證據真實的標準了，就起到了維護司.法公正的作用。如果查明真相與維護公正能夠做到統一，當然最好。但不能統一的時候，前者只能是手段，后者才是目的，否則就會本末倒置。
所以，從這個角度上講，要正確地認識被告人閱卷權的這個問題，首先還要解決律師辯護權的來源和基礎。
四、不能以擔心翻供和串供來否定核實人證的權利
現在反對被告人、嫌疑人對同案口供和證人證言，即對言詞證據有知情權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擔心翻供和串供。我認為這個問題并不難解決，第一，證據固定了，偵查已經終結了。第二，究竟是以審判為中心還是以偵查為中心？有些人到現在這個結還沒有打開。那么，能不能翻供？翻供是不是一種正常現象？如果翻供就有問題，那么就是回到以偵查為中心。既然強調以審判為中心，那么翻供還是問題嗎？
還有一種說法，認為案卷材料庭審之前是秘密，庭審之后才不是秘密的，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。現在核心問題是，我給你質證權，但是我不給你準備時間。現在法院要求必須庭審前三五天把證據交上來，控辯雙方不能搞突襲。但是，可以給被告人搞突襲，而且必須給被告人搞突襲，不搞突襲就不行。這個邏輯我認為站不住腳，既然讓被告人質證，為什么不能夠給人家充分的質證準備時間呢？指控人家犯罪還不讓被指控者知悉指控的證據，這種邏輯豈不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“背靠背的揭發檢舉”？可是那種做法恰恰是破壞法治的極端手段！
還有就是串供問題，擔心律師幫助被告人串供。這個問題可以這么理解：第一，律師有律師的紀律，串供是要負責任的。第二，偵查人員照樣存在串供問題，為什么偏偏只指向律師？不能以不該發生的情況為理由，來剝奪被告人知悉案件材料的權利。
